葛红兵 文学批评悼词.doc

我们从文艺理论的结构成分上分析了有关文艺的方针政策不是文艺理论,另外还可从其它方面来佐证这一结论。首先,理论是有关知识的系统化的结论,就是说某种见解若处于某种理论中,它应与整个理论体系有逻辑联系,而这一点是文艺方针政策所不具有的,正因为它不具备这一特征,才由文艺理论家之外的人从外部将某种有关文艺的见解注入到文艺理论中。从反证的角度来看,如方针政策是文艺理论,那么方针政策之间应有系统连贯的特征,但方针政策之间不是在文艺问题方面而是在政治方面联系,是随着政治的变化而不是文艺的变化而调整。文艺理论自身的许多问题可以由文论家研究讨论来解决,并提出新问题,但有关文艺的方针政策则需由另外的人来掌握、制订和发展它。如果某种理论的变化不是由其对象和研究者的变化引起,而是由其它因素引起,显然不可思议,因此,有关文艺的方针政策是从政治和行政角度提出的一些见解、措施,不是文艺理论本身。其次,理论发展的趋势无外乎两个,或是越益接近现象,或是越益在体系上完善,文艺理论在发展上则应是向着能解释更多的文艺现象和理论系统完美化方面发展,而文艺方针政策的提出,往往是使整个文艺理论系统调整来包容这一精神,方针政策并不能对系统完美化作出贡献,同时对解释文艺现象也没有直接作用,这说明方针政策并不是文艺理论。如上文所述的新诗发展方向的方针,并不能解释五四以来新诗发展的实质与主流,也不能为马克思主义中的文艺随经济基础变化而变化的观点提供什么新的内容,可以说只是一种文艺观点而已。文艺理论是意识形态,有关文艺的方针政策作为一种观点,也是意识形态,基本性质有相同之处,而医学、物理学等是科学而不是意识形态,这是方针政策能贯注到文艺理论而不能贯注到医学、物理学等的原因。方针政策不是文艺理论,在于它们属于意识形态的不同层次。文艺理论同哲学、宗教、艺术等相似,是远离经济基础的,方针政策则是政治观点的体现,而政治是经济的集中反映,同经济基础关系密切。恩格斯曾指出,“在现代国家中,法不仅必须适用于总的经济状况,不仅必须是它的表现,而且还必须是不因内在矛盾而自己推翻自己的内部和谐一致的表现。而为了达到这一点,经济关系的忠实反映便日益受到破坏。法典愈是很少把一个阶级的统治鲜明地、不加缓和地、不加歪曲地表现出来,这种现象就愈是常见:这或许已经违反了‘法观念’。”(注:恩格斯:《恩格斯致费·梅林》,《恩格斯致康·施来特》,《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第483页。)法律的意识形态本应忠实地反映经济基础的面貌,但任何意识形态一经建立,就有自身体系完善的需要,它所赖以生长的经济基础在变化,它本身也在变化,而它的变化由于注重自身完善而不能随时紧跟它赖以生长的经济基础的变化,在现象上就表现为两者的一定脱节,这就是恩格斯所指明的法律没有“忠实反映”经济关系,甚至违反了“法观念”等。文艺理论的意识形态也是如此,它是反映了一定社会利益的,但在理论发展上是靠文论家个人努力的形式来完成,文论家意识中更多地是追求体系的完美和对文艺现象的较好阐释,这样就使文艺理论的阶级性、它与经济基础的联系淡化了,而政治家从政治上就能清楚地看到文艺理论与经济基础的内在关联。有关文艺的方针政策可以认为就是强化文艺理论政治性的作用,强调了文艺理论与经济基础联系的方面。方针政策的内容体现在文艺理论中有其必要性,但它们本身基本上并不是文艺理论的构成,认识到这一点对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