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苏论战与“九评” [图].doc

中苏论战与“***” [图]
中苏论战与“***”





***与赫鲁晓夫

原标题：如何看待中苏论战与“***”问题
20世纪50年代中期至60年代中期的十年间，中苏之间发生了一场“大论战”，其中在1963年至1964年论战高潮期间，我们党相继发表了九篇评论“苏共中央公开信”的文章，史称“***”。今天要正确认识和评价已过去半个世纪的这一大事件，最要紧的是先要把思想方法搞对头。在这方面***为我们树立了典范。改革开放的新时期以来，***采用一种朴素地叫作“回头看”的方法，即以实践的检验为依据，站在今天的时代高度，运用今天发展了的观点去重新认识和评价当年的事情，这实际上是历史唯物主义的科学方法。***以这种方法，深刻总结了这场论战的经验教训，为我们党处理相关问题提供了明确的指导思想。
苏联1991年“819事件”后，苏共在几天时间内就彻底崩溃了。国内不少人出于义愤，要求公开刊文批判戈尔巴乔夫，认为“***”是正确的，强烈要求肯定“***”。当时党中央要求中联部尽快就此拿出意见和看法。笔者时任中联部研究室副主任，分管国际共运和理论研究工作，直接参与了相关报告的起草工作。中联部当时就是以***新时期的这些思想和原则为指导，以《关于如何看待“***”和国际共运大论战问题》为主题，直接向中央领导报送了报告。这份报告的基本思想是，认为我们反对“老子党”是对的，但不能肯定“***”，决不能再搞意识形态争论。随后中央迅速采纳了中联部的意见。当年中联部提出这些看法和意见的主要根据和考虑是什么呢？现据相关同志的回忆和个人的理解做些阐明。

***指挥***“***”苏联修正主义

反对“老子党”，“我们是反对得对了”
***在如何对待这场“大论战”问题上的基本思想和观点是非常明确的。这就是：“大论战”实际上包括了两个不同性质的问题，一个是党和国家关系上反对“老子党”和“指挥棒”的问题；一个是意识形态上的争论问题，即“***”所争论的什么是马克思主义、什么是修正主义等这类问题。***认为，在前一问题上我们是对的；在后一问题，即意识形态争论的问题上，“双方都讲了许多空话”，今后不能再搞了。
必须充分肯定反对苏共大党、大国沙文主义是正确的、非常必要的，对国际共运独立自主发展是有积极意义的。苏共推行“老子党”“指挥棒”，仍想控制中国，后又将意识形态分歧扩大到国家关系层面，还出言不逊，伤害了中国的民族感情。1989年5月16日***在与戈尔巴乔夫举行“结束过去，开辟未来”的会谈中强调，中苏关系恶化“真正的实质问题是不平等，中国人感到受屈辱”，但他同时又指出，“这不是指意识形态争论的那些问题，这方面现在我们也不认为自己当时说的都是对的”。很显然，***是将“党和国家关系”问题，与“意识形态争论”的问题严格区别开来的。
在反对赫鲁晓夫大国沙文主义的斗争中，人们透过当年***气吞山河的激烈言词，看到的是他在外来欺负面前，威武不屈的民族英雄主义气概，这是值得肯定和自豪的。但这决不意味着要对意识形态争论本身持肯定态度。

意识形态争论，“双方都讲了许多空话”
虽然上世纪60年代国内外形势和主客观的历史条件，决定了中苏间的意识形态争论问题是难以避免的，但今天回过头来看，应当说压根就不该搞，对谁都没有好处。这是新时期***所一再强调的。这体现在：
就意识形态争论的性质而言，***认为“双方都讲了许多空话”，“马克思去世以后一百多年，究竟发生了什么变化，在变化的条件下，如何认识和发展马克思主义，没有搞清楚”。既然对世界的变化没有搞清楚，在变化的条件下如何认识和发展马克思主义也没有搞清楚，就很难说那场论战的性质是什么“马克思主义反对修正主义”的问题了。所以***在会见戈尔巴乔夫时强调说：“真正的马克思列宁主义者必须根据现在的情况，认识、继承和发展马克思列宁主义。”
***彻底否定了“论战”这种方式，提出了今后“不搞争论”的重要原则。1980年5月31日***同中央负责工作人员谈话时指出，“一个党评论外国兄弟党的是非，往往根据的是已有的公式或者某些定型的方案，事实证明这是行不通的”。他强调：“各国党的国内方针、路线是对还是错，应该由本国党和本国人民去判断。最了解那个国家情况的，毕竟还是本国的同志。”“即使错了，也要由他们自己总结经验，重新探索嘛！”这就从实践和理论的高度，彻底否定了以“论战”形式解决党际间分歧的正当性、可行性和必要性。
***深刻地指出我们党在大论战中的“真正错误”在于“根据中国自己的经验和实践来论断和评价国际共运的是非，因此有些东西不符合唯物主义和辩证法的原则。”1983年11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