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山种豆 鲍鹏山.doc

南山种豆
鲍鹏山
“元康之英”过后,有作为的便是东晋末年刘宋初年的陶渊明和谢灵运了。陶是“古今隐逸诗人之宗”,田园诗的开山;谢是“元嘉之雄”,山水诗的鼻祖。他们是试图从体制中解脱自己的一代。由汉末党锢、“古诗十九首”到建安、正始以迄太康,痛苦得太久了,而且他们的实践几乎都证明着这一点:要想在实际的政治生活有所作为,实现自己的人生价值,是近乎徒劳的,甚至,“仅免刑”也难得,往往倒是“天下多故,名士少有全者。”(《晋书·阮籍传》)从汉末至西晋,除了短暂的建安时期外,知识分子走的是一条为保命而不断退却的路。他们放弃了道德,放弃了正义,放弃了良心,最后甚至放弃了是非判断力,放弃了现实感受力(如果还有感受力就往死里喝酒以求麻木),他们仅想退守活命的一隅,把自己变成没脑子、没心肝,只有高度发达的肠胃的猪猡。但猪猡就更是屠杀的对象了,而且还被杀得毫无尊严与价值。太康的作家们虽然不象党锢、不象正始作家那样在政治生活中坚持正义感与道德感,却也不免于在忽左忽右变化莫测的政治陷阱中纷纷灭顶。没有正义的政治当然也就没有稳定,没有稳定的政治当然会使人的命运难以逆料。建功立业的希望破灭了,而***,以其肮脏险恶倒着实教育了他们,于是他们不再象左思那样热衷于仕进了。“密网裁而鱼骇,宏罗制而鸟惊。彼达人之善觉,乃逃禄而归耕。”(陶渊明《感士不遇赋》)他们恍然大悟,终于“鸟倦飞而知还”(陶渊明《归去来兮辞》),掉转头去,向自然寻求了。陶渊明找到了朴实宁静充满人间温情的田园,谢灵运则纵情于清新神奇一尘不染的山水。这是一种逃避,一种远遁,同时也是一种对现实叛变的姿态,他们的行为反证着现实的黑暗。这里固然有逃避伦理责任的味道,我们也尽可以批评他们把世界及世界上可怜的百姓毫不怜悯地拱手给暴君乱臣而独善其身,但孤单的个人在那个时代实际上也只有这一条路。他们不能改变社会的肮脏与险恶,但他们以自己的行为标示出一片洁净与宁和;他们不能反抗普遍存在且不可动摇的专制与黑暗,但他们在山水田园中保持了自己的自由的个性。这种洁净,这种自由个性,不绝如缕的为中华民族提供理想生活的范式,从而使人知道在“践踏人,侮辱人,不把人当人”(马克思语)的专制之外,还有别样的生活,从而带着希望去反抗现实,追求未来。这就是他们的价值之所在。
朱熹曾经说:“晋宋人物,虽曰尚清高,然个个要官职。这边一面清谈,那边一面招权纳货。陶渊明真个是能不要,此所以高于晋宋人物。”实际上,在我们的文化传统中(不仅是道家、甚至是儒家)都给予洁身自好、隐遁避世以极崇高的文化褒奖,这种行为被看作是个人修养的最高境界。既有这样的文化大勋章悬挂在那里作诱惑,便少不了有人要假惺惺地去做隐士,来领这枚勋章。而领到了这枚勋章,又如同获得了特别通行证,余下的关节便可一一打通。所以,
隐逸,更多的是一种手段,以这种手段求名求利,甚至最后来了个逻辑上的自相矛盾:求官——是所谓“终南捷径”。这种文化怪胎的逻辑思路是这样的:因为他不愿为官而隐居,所以他德行高尚;因为他有了这样高尚的德行,所以他应该为官,甚至为大官。所以,在中国,历代都有隐士,同时,历代朝廷又都去山中征招隐士,他们共同上演这样一出文化喜剧。
正是在这样的文化背景下,我们来认识陶渊明及其行为的意义。与众不同的是,在他那里,隐居不是一种手段,而是一种生活方式,他喜欢这种生活方式,隐居本